苗族禁忌很多，主要有如几种： 　　禁女儿女婿回到娘家不能同床。也就是说不能在娘家过性生活，因为这是对祖先不敬，上门郎这条不禁。 　　忌震“龙岩” 苗家堂屋中央有一岩板，岩板下为“龙穴”，最忌震动，据说震动“龙穴”，“龙”就会受惊离去，主人就会遭殃。 　　父母健在忌戴白帕 穿白鞋　白帕白鞋则标志丧亲守孝。 　　大年三十忌吹柴火 据说是那家吹了，来年大风会吹倒他家庄稼，影响收成。 　　苗族人禁讲脏话，在老少妇孺面前讲脏话是要被打的。　 　　其他禁忌与县内汉族大则致相同。 　　解放前，花垣苗族一般是一夫一妻制，个别富家一夫多妻。男女婚姻以媒婚为主。苗族青年通过劳动、集会、赶场、串亲等方式相互接触爱慕，经多次约会，对唱情歌，互赠礼物等确定恋爱关系，然后由男方找人到女方家提亲，表示对双亲的尊敬，而后双方父母择日嫁娶。。 　　订婚，通常是男方家主动向女方家求亲。当男方看上某家姑娘或某男女相爱之后，男方必须备礼物，央请媒人去女方家“讨口风”，女家如高兴热情，说明有意开亲，媒人便回 告男家，相机前去正式提亲。媒人往返的次数越多越好，俗称“多求为贵”，女家商量同意，亲事初定，通过放鞭炮，吃放话酒，正式订婚。订婚后，男方要择日向女方“过礼”，时间一般在结婚前一年，礼物有糍粑、酒、肉、米、糖等，礼物多少，双方视经济条件而定，主要是让女方请家族亲友喝喜酒、认新亲。随后，男方便向女方“讨庚”，取女方生辰八字，以便请“阴阳先生”择吉日委亲。娶亲前一晚，男方抓一兄弟为“管亲郎”，带抬花轿、嫁妆的队伍前往女家迎亲。 　　此前，新娘要隔居族家。娶亲这天，新娘的姊妹们喜开玩笑，用锅烟灰掺合笋壳毛或辣椒水，往“管亲郎”脸上涂抹，惹人大笑。发亲一般是深夜或次日凌晨，新娘修眉整装后，哭拜父母等，由兄弟背着上轿。新娘出嫁由亲属女友陪伴，特别是请儿女满堂的妇女做“引亲娘”，还要请男女歌师一同前往，到新 郎家赛歌。发亲后，由“管亲郎”打灯笼引路，行往男家。同时，到女方家吃喜酒的宾客，全部往男方家去吃“撵脚酒”，叫做“正客”，男方家另外的散客叫“副客”。新娘接至男家门前，男家必烧旺火一堆，象征吉样兴旺，然后新娘按择定的吉时吉刻进屋。进屋时，男方全家人要躲避在一处高地方，意为以后新娘不会压制全家人。新娘进屋以后，要接过男方中年妇女交给的炊具，以示从此成家理事。然后，坐在火塘右侧置有“符纸”的凳子上至通宵。下午，宾客前来贺喜，男方摆宴款待，特别对“正客”必须热情款待。晚上，新郎与新娘家请的“巴江莎”（苗语，意为歌师）开场对歌，宾客以此为乐，随宵达旦。第二天上午，举行吃酒仪式，主客双方各由一名老人互敬贺词和祝酒词，祝贺夫妻恩爱合好，百头偕老，诸事顺遂，并唱歌欢庆，讲结亲古老话，互赠礼品，婚庆期间，男方亲族 在合伙请客吃饭，俗称“排家饭”。因而婚期为两天。客人未散，新郎新娘只能见面，不能同宿。散客后，新婚夫妇进入正常生活。 　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旧的婚俗逐步革除，婚事新办，节约从俭，与汉族婚礼毫无两样。

文身与花衣

　　花垣苗家地区的姑娘的衣裤上都绣有龙、凤、夔、蝶、鱼虾、花草，真的是花的姑娘。她们从你身边走过，会把你带进我国远古时期的龙凤世界，鱼虾湖海，花草园林之中。 　　她们身上的花衣花裤的起源是什么呢？大概来源是古代濮人的雕题文身。什么是雕题文身？就是用刺刺破皮，涂以朱砂或其他的色彩。什么是文身呢？就是用刺仿龙、凤、夔、蝶的花纹进行雕题，涂以朱砂或其他色彩，使人的肉皮上现出龙、夔、凤蝶的保色花纹来，以避龙、夔之害，战胜龙、夔以图生存，最后才找到这个雕题文身的办法，驯服了龙、夔，成了龙、夔氏族的领袖。濮人的后裔南蛮，发明蚕桑之术后，雕题文身开始以残酷的护身艺术形成美的装饰艺术，于是出现了描。描就是仿生色，用朱砂等色彩仿生物色彩在蚕帛上描绘花纹，进行伪装，成保护色，以谋生存。从苗族的《古老话》得知，我国古代雕题文身的大题是巴阿。到了骨针、铜针出现后，雕题文身艺术，又进一步演变成挑花织花。到了周代有了铁针，濮人后裔的挑花技艺，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挑花技术的发展，孕育了凿花技术。挑花只是在桑帛上依靠经纬线的对称，挑出物体的象征图案来，这也满足不了濮人后裔——南蛮对美化生活的要求，于是就往凿花、绣花技艺发展。凿花为绣花提供绣模，绣花把凿花推向高级阶段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就形成了湘绣、蛮绣。湘绣、蛮绣同源于古代濮人的雕题文身，是濮人后裔凿花、绣花发展的产物。湘绣以濮人后裔湘柳为主体，他们居住在湘江流域，其绣花技艺向逼真的艺术境界发展；蛮绣以六蛮、七戎的蛮氏族为主体，他们居住在沅江流域、汉水流域、乌江流域，其凿花、绣花技艺向幻想的艺术境界发展，保持了濮人后裔挑花、织花的对称因素，形成现在的苗绣风格。湘绣、蛮绣组成了楚文化的绘画刺绣特点。楚亡后，湘氏很快融合于华夏。经过秦、汉时期，组成了汉族，湘绣也就成了中华民族绣花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蛮人四处奔波迁徙，长期的战乱，使蛮绣得不到发展，长期停滞不前，仍保持古濮人的描、挑、凿、绣的技艺特点，仍停留在幻想艺术阶段。 　　苗绣长期停留于文身装饰艺术和幻想艺术上，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。苗族是由三苗的灌兜部与南蛮结合、三苗部与西戎结合组成，即《尚书》说：“窜三苗于三危，以变西戎；放灌兜于崇山，以变南蛮。”组成苗族的民族和部族较多，绝大多数是濮人的后裔。他们居住分散，不相统属，各地的各氏族，也就形成了各自的文身装饰艺术。到了明、清，汉籍记载出现了红苗、花苗、白苗、青苗、黑苗。红苗以七戎六蛮为主体，它是降龙、驯凤的民族，以龙、凤为其氏族族徽，花衣多以描龙绣凤为其主体花纹；花苗以凿齿民为主体，它是首先养蚕抽丝的氏族，多以蝶、花为主体花纹；白苗、青苗以人夷、九夷为主体，是降夔驯麟的氏族，以夔、麟为其氏族徽，多以夔麟为主体花纹；黑苗以盘瓠蛮为主体，是驯猫、狗氏族，以狗为其氏族徽，多以龙狗花纹为主体。他们都以一动物作自己氏族的代表，即所谓图腾崇拜，装饰到自己身上，以区别其它氏族内部的不同氏族。鱼、虾、花、草，以象征虾生鱼养，子孙繁衍，花开草绿，欣欣向荣，以表现其向往自由繁荣的幻想境界。后来石榴从西域传入了濮地，苗绣也出现了石榴，以象征子孙繁荣昌盛。 　　湘绣艺术与华夏艺术融合后，以荷、梅、松、竹、菊等来表达不同的寓意，形成构图逼真，寓意深刻，针脚独特的艺术欣赏品。苗绣则长期停留于氏族徽艺术、文身装饰艺术上，不讲究构图逼真，立意深刻，没有形成立体针脚艺术欣赏品。但苗绣仍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，成了幻想针脚艺术品，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实用价值，可为我国今后发展装饰艺术作借鉴和资料，如窗花、窗帘、门帘等。苗绣至今仍为其民族妇女所喜爱，有发展提高保存的价值。 　　苗绣针脚大体可分绣、插、挑、捆、洒五种。大面积以绣针平绣，其中需要显出深浅色调则用插针，将彩色深浅不同地插进去，形成几种色彩的连结平面；需要显出立体感的地方则使用捆针，使其形体在绣面上突出来；绣面上需要显出细小物体立体感，则使用洒针和挑针。综合运用这几种针脚，以完成苗绣的幻想艺术。苗绣色调变化带有强烈的夸张色彩，它不按真的物体配色，是加进了绣者的一番幻想而配的色彩。其色彩也是很讲究冷暖。暖色为红、黄、绿、白，冷色为青、黑、蓝。年轻人喜暖色，老年人喜冷色。其配色亦形成了自己民族特点。 　　所谓幻想平面艺术品，是指作者对一些动植物作了一番幻想虚构，在幻想与对称美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形成的图案艺术品，在其族人中形成 一定装饰美的格局，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，是其民族心理素质构成的民族艺术品。

民间文学

　　花垣县苗族民间文学源远流长，形成活泼多样，富有鲜明的地方特点，内容广泛、形式活泼。有神话、传说、故事、童话、寓言、谜语等，得到苗族群众的喜爱。 　　（一） 神话、传说、故事 　　神话 神话是关于神仙或神化的古代英雄人物的故事。花垣苗族地区流传的神话，体现了人类初级思维特征。内容主要是反映洪水淹没、开天辟地、人种来源和人们与妖魔 怪、毒蛇猛兽作斗争的情况。主要作品有《阿剖仡本》、《古老话》、《奶戎玛戎 》、《射日射月》等。最有代表性的是《古老话》和《阿剖仡本》（也称《果索果苯》）。《古老话》叙 述了苗族人民开天辟地、射日射月、长途迁徙、立祖立 的过程，是神化了的苗族史话。《阿剖仡本》说的是地上的人与天上的雷公斗智斗勇、最后战胜雷公的神话，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神灵的反抗精神。 　　传说、故事 花垣县内苗族的传说、故事丰富多采，其数目无法统计，已收集到的有数百件之多。人物传说、故事有《谎江山》、《石三保的故事》、《孙文明抗租故事》等；山川风物故事有《莲花山的传说》、《仙人桥的传说》、《尖岩的传说》、大龙洞小龙洞的传说》、《雷公山的传说》、《石栏杆的传说》等；动物故事有《虎与水牛比武》、《老虎婆》、《黑羊头的故事》、《青蛙的故事》等。这些传说故事大都情节跌岩，优美动听。最具代表性的为《谎江山》的故事。这是一个庞大的故事群，大小故事有数十个。故事中的谎江山是一个穷苦出身、智勇双全的人物，地谎财主、谎员外、斗老虎、斗坏人，机智幽默，富有反抗精神，是苗族人民寓智慧与希望的理想人物，因而广为流传。 　　（二）苗 歌 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，花垣的苗族便是如此。他们常以歌记载历史，宣讲时政，抒发恋情，几乎男女老幼都能歌会唱。花垣苗族称苗歌为“莎熊”。按其腔调分为“ sead ”和“ weix ”两种，“ sead ”用半腔唱 , “ weix ”用高腔唱，“ sead ”最为普遍。苗歌有严格的韵脚和唱法，每首歌都有“双韵”和“两面”，双韵就是歌词的奇偶句各用一韵脚从头至尾；“两面”即每首歌都要重唱一次，重唱时要转换偶句韵脚；苗歌词有长有短，格式主要分为四句一组，每句五言或七言；三句一组，每句七言；各两种。 　　二、文学创作 　　（一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 清代，有少数苗族文人雅士偏重诗歌、散文创作。道光丙午科苗举人张世雄，善于诗词，历官阁中书、刑部员外郎。现存诗作三首，即《绥山歌并序》、《绥城歌并序》和《蚕桑俗歌》。光绪年间，龙纳言作的《赠友感怀》诗以及政论散文《统计论》，名盛一时。此外，苗族举人石廷辉、石昌松、秀才石板塘等，都写出较有影响的诗歌的散文。解放后，诗歌、散文创作有所发展，小说创作开始涌现出一批业余作者。龙炳文、吴武生、伍乾良、吴松柏、石邦雄、麻其勇等，先后被吸收为省政府级作家协会会员。 50 至 60 年代，吴武后创作的叙事诗《兄弟河》在《长江文艺》发表，吴恩珠创作的诗歌《吹木叶》在《诗刊》发表，并送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《民族诗歌选》。龙炳文写的小说《看家》、《龙门寨》先后被《湖南文学》登载。 70 至 80 年代，吴武生的《边城抒怀》、龙炳文的历史故事长诗《开天辟地》、《仡戎仡索》、石天元的《辣子红了》等散文和小说，先后在全国和省级报刊发表。 90 年代以来，龙宁英的小说《女儿桥》在《湖南文学》发表；《挑 灰人》在《民族文学》发表。石邦雄的小说《蛮崽》、《小雪到大雪》均在《少年文艺》发表。 　　（二）剧本 解放以来，我县苗族业余剧作者不断涌现，其中石成鉴、罗元明、张子伟等，被吸收为省戏剧家协会会员。石成鉴的苗剧《团结灭妖》受到省内外戏剧工作者的赞赏。此外，《流江山》、《龙官山姐》、《苦尽甜来》等被排练上演，深受群众喜爱。张子伟创作的大型历史苗歌剧本《带血的百鸟图》，被县剧团排练后参加湖南省和全国少数民族戏剧汇演，分别荣获优秀演出奖和全国少数民族剧本创作“银质奖”。

民族

　　花垣县历史上是纯苗区，自1730年“改土归流”后，“流官”和商贾不断涌入苗疆，境内增加了汉族和土家族，纯苗区的格局被打破，但及不失为苗族聚居区。苗族人了在与各民族交往中，特别是在反压迫斗争中，增加了了解，建立友谊，加强了团结。历代统治阶曾多次制造民族隔阂，挑起民族事端，也未能使各族人民分离。 　　解放后，中南军政委员会组织少数民族访问团来县访问，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，使各族人民之间友好关系更加密切。1952年，湘西实现民族区域自治，使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具体实施，大批民族干部得到培养走上领导岗位，民族地区的经济、文化在国家的大力扶助下，得到迅速发展。苗族、土家族等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，相互支援，并肩战斗，建立起兄弟般的深厚情谊。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，不少外地干部来县工作，又使县内增加了满、瑶、黎、侗、回等民族。1985年全县217697人中，苗族164974人，占75.78%；汉族42296人，占19.42%；土家族10427人，占4.77%;其它少数民族64人,占0.03%.在党的民放政策光辉照耀下,各族人民和睦相处,亲密无间,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新花垣。